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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忙与盲》 南子(新加坡)
《忙与盲》是几年前流行过一阵子的歌曲,是否有登上电台的龙虎榜,我也不太清楚,反正走在大街小巷总听到有人哼几句。
忙,当然是一件好事。整个人类文明的创造与发展,都是人类造业累积的成果。每个人发挥一分力量,就好像拼图游戏时每人加入一小片图片,于是宏伟的大构图完成了。
人在江湖,总有某种力量逼使我们去做某种事。张澄基居士有一次站在大厦顶层,看见无数的汽车朝着一个方向流动,仿佛冥冥中有一只大手在指挥、在发号施令,没有人能逃脱这无形的力量。张居士恍然大悟,这无形的力量就是业力。
在业力的驱使下,人不能不造业,人不能不忙。但是,人不是蜜蜂,不必要永 远忙碌。每一个人总需要安静一下,争取一些时间进行反思、冥想、入静,就像一条溪流,流经高山平原,最后流入深潭,静止一段时期,好让沿路带来的渣滓沉淀,回复澄清的本来面目。
如果只是一味冲,没有方向的冲,到头来可能失去了方向。这不能不使我想起一位朋友,以他的才华来说,应该蛮有成就的。可是许多年过去了,他华发已生,事业和学问方面仍然一片空白。为什么?人人都问。原来他像一只无头苍蝇,天天乱撞,为一点点芝麻小事大忙特忙,从早到晚,没有一刻定下心来。
别人以忙为苦,他以忙为乐;别人说人生苦短,他说他永远十八岁,生龙活虎过一生。他不了解无常的道理。
《阿含正行经》说:“譬如人有镜,不明不见形。磨去其垢,即自见形。人已去贪淫、嗔恚、愚痴,譬如磨镜。”人一忙,就如镜蒙尘,亦如双眼生白翳,什么都看不见;心静,则如镜去垢,如翳消除,自然可去除心中杂念。
1991年10月
《诗人无惧的反响》 南子(新加坡)
上一期诗刊(《五月诗刊》第26期)前言《诗人无惧》登出后,内里有一句话:“诗人不创作是一种罪行”,引起了极大的反响。
诗人周粲来信:“诗人不创作是一种罪行,为了不被杀头,不被捉去监禁,我虽年纪一大把,还创作不辍。”
诗人希尼尔除了赶快供稿以“赎罪”外,还补充一句:“诗人写坏诗也是一种罪行”。
年轻诗人伊蝉也说:“我相信诗人不完全寂寞。至少还有您,还有许多默默笔耕的诗人在支撑着这摇摇欲坠的文坛。但就文坛倒了又如何?最重要的是诗人自己不放弃!写诗不一定要有文坛,文坛热闹但没有好的诗作又有何用呢?”
诗人是寂寞的族群。
诗人什么都可以放下,除了他的笔。
《五月诗刊》第27期,1997年9月
《名牌教》 南子(新加坡)
去欧洲旅行时,导游是“名牌教”的信徒,在车上大谈名牌。吾友听了呼呼入睡。我平时看杂志时,对介绍名牌的文章往往一目十行,一扫而过,兴趣不大。
喜欢名牌的人,觉得穿戴名牌可以提升自己的身份,以示与众不同。名牌的制造者犹如武林高手,把一股热气从消费者的天灵盖往下冲,直接打通任督二脉,令拥有名牌者飘飘然。
《遗教经》说:“多欲之人,多求利故,苦恼亦多;少欲之人,无求无欲,则无此患。”
如果你能名牌的诱惑,必能减少了一些烦恼。
2010年8月29日
《有好过没有》 南子
Peter Weir导演,Robin Williams主演的Dead Poets Society (《死亡诗社》,港译《暴雨骄阳》)有两个场面很令人感动。
第一个是:Williams 教导学生写诗,他要学生站在桌子上,然后说:“你们现在所看见的,和站在地面上不同。写诗,就是要采取不同的角度,才能写出不同的作品。”
另一个是:Williams的同事对他说:“你竟敢鼓励学生搞艺术。有一天,他们年华老去,再也没有创作力,他们会怨你的。”
Dead Poets Society是1989年的电影,以上对话全凭记忆写下,不知是否有误。
写诗,尤其是写好诗不容易。目前中国大陆诗人每年制造出来的作品比全唐诗还多。至于有多少能流传,则交给历史去负责,诗人不必太担心。
说到年华老去,写不出像样的作品,那是自然规律,是人生许许多多无可奈何的事之一种,反正每一个人都要去见上帝/佛陀/阿拉/马克思……(任选其一)。
重要的是:有作品好过没有作品,有诗人好过没有诗人,有诗的社会好过没有诗的社会。
《五月诗刊》第27期,1997年9月
《基因突变产生诗人》 南子(新加坡)
编完第25期诗刊,掐指一算,诗刊已进入第十三年了。
十三年,从宇宙演化史来看,不长;从人的一生来看,不短。诗刊创办初期,某些人期待它早夭,好奔走相告,好额手称庆。可惜,令某些人“失望”,诗刊如一株顽草,在石缝中茁长,虽不敢言开花结果,最少给文坛添一丝新绿。
赵瓯北诗:江山代有才人出,各领风骚五百年。由于种种客观因素,近年来人才都向科技与经济领域倾斜。诗坛寂寥,奈何!
近读毕修普与瓦德霍兹的《基因圣战》(Genome),才知道人类许多疾病,如亨丁顿氏舞蹈病、肌肉萎缩症、囊肿纤维变性等等,皆由于基因作怪,或重复或减少一大截。古希腊人认为诗人写诗,出自天授;也许有一天,科学家发现,诗人的诞生,是由于基因突变。若科学家能把诗的基因移植人类的细胞,则人人写诗,人人爱诗,那么世界就会更可爱。
也许这一天真的会到来,希望这些话,不仅仅是推背图式的预测或 Nostradamus的预言。*
*若诗特拉达姆士,法国预言家,著有以四行体诗写成的预言集《百诗集》。
《五月诗刊》第25期,1996年8月
《为什么五月诗刊还要出版下去?》 南子(新加坡)
朋友从外国流学回来,思想作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弯。他天天称赞洋人的文化气质深厚,言论自由,人才辈出。他对本地的一切极端不满,认为是蛮荒未开,草莱未辟,人文精神乏善可陈,一切几乎等于零。
我说:你可以有几个选择。
一种是大讲“鸟类的语言”,说什么本地文化水平太低,不值一顾。好,我给你一百年的时间,让你讲“鸟话”。一百年过去了,“鸟话”也讲完了,你却拿不出一张漂亮的成绩单。结果,你也被历史的浪花所淘汰。
另外一种选择,你移居外国,作过江龙,成为他们的一分子。但是,需记住,外国亦是人才济济,你要冒出来,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另外还有一种低调的方式。我们承认,外国的文化气氛比我们好,水平比我们高,我们有很多欠缺。但是,我们还是愿意咬紧牙根,站稳立场,有多少热就发多少光,能飞多高就飞多高,能看多远就看多远,能做多少就做多少。和六、七十年代相比,更多人写现代诗,更多人读现代诗,更多人伸出支持的手,更少听到反对的声音。
我们不敢自满,但我们感到安慰。这就是《五月诗刊》要继续出版下去的理由。
《五月诗刊》第23期,1995年7月
注:本文在博客发表时,《五月诗刊》已暂时停刊,但以前所做的努力,应功不唐捐。
《诗不能改变现状》 南子(新加坡)
编完一本刊物,总要写几句编后话。不写,老编有偷懒的嫌疑;写,又乏新意。等因奉此,比政府公文更不耐读。
金融风暴横扫东亚各国,上至达官显贵,下至贩夫走卒,无不受影响:约翰·奈思比写《亚洲大趋势》时,做梦也没有想到他的预言不能成真。Frank Gibney 的《太平洋世纪》在博德书店贱卖,无人问津:写《日本第一》的哈佛教授在新加坡受记者问时,也找理由搪塞一番,应付过去。想来大家对亚洲复兴的神话都有点意兴阑珊。
诗不能受事情发生影响,也不能改变现状。诗人明白这一点,较能坦然处之。
《五月诗刊》第29期,1998年9月
《你管别人怎么想》 南子(新加坡)
费曼( Richard Feynman )是美国物理学界的奇人。当他听到自己得诺贝尔物理奖的消息时,蒙头大睡,一点儿也不兴奋。他本来打算拒绝接受诺奖,但是一个记者告诉他,如果拒绝领奖,将更受到大众传媒的包围,永无宁日,甭想清闲下来作研究。吓得他只好接受了事。
费曼一生特立独行,不在乎人家怎样看他。有一次,他去探望患绝症的妻子阿琳。两人突发奇想,在高速公路举行烧烤会,路人为之侧目,他倒蛮不在乎。
费曼自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后,受奥本海默之邀,到洛斯阿拉摩斯参与原子弹的研制工作,原子弹试爆成功后,他回大学教书。这期间,美国军方不断邀请他担任各种委员会的工作,他一一婉拒,专心研究他心爱的物理。在那个时代,要拒绝政府的邀请,需要有很大的勇气。
这几年,费曼写的两本自传:《你管别人怎么想》、《别闹了,费曼先生》,相当畅销。许多人都说他是爱因斯坦之后最伟大的物理学家。
费曼特立独行,不在乎别人怎样想,不迎合别人,这些优点值得诗人学习。顺便一提,有一出电影《无穷大》(Infinity),拍的就是费曼的生平秩事,片子不怎么好,但费曼迷不妨一看。
1998年9月,《五月诗刊》第29期
《应该为先辈作家编选集》 南子(新加坡)
认识李汝琳先生是在1976年,那时,新加坡写作人协会(现易名作家协会)在黄孟文博士率领下,组织了一个作家访问团到中国访问。团员有周粲、尤今、田流、陈华淑、于沫我等。我们游历了许多地方,拜会了无数名家。往事的尘埃,使许多事情的细节模糊,一切仿佛无穷遥远。
自中国访问回来后,我和李汝琳先生很少联系。有时,我有新书出版,会托朋友转交给他;有时,我也会收到他寄赠的新书。
从文学史的观点来看,李汝琳先生也许不是一个伟大的作家,但是,他对新华文学的贡献,是不容抹杀的。
人类的文明,是经由千千万万人的努力,才会有今日成就。今日文坛的一草一木,也是许多先辈作家的努力培植,才蔚然而成风景。我们欣赏这一片风景时,也感激他们的耕耘。
新华文学在一般人的眼中也许是边缘文学。但是,我们不应气馁。余光中先生曾为我们打气:“从文学史的发展来看,边缘文学未必不能成为强有力的支流,更进而影响主流。”
不管是支流也好,主流也好,总之它今天还在流,未曾干涸。李汝琳先生象许多先辈作家一样,曾经为这个“流”开掘水源’增添活力。
我常常有一个奇异的构想,假如我们有能力,应该编一套先辈作家选集。他们的努力,是我们文化遗产的一部分;他们的作品,可以证明华文不仅仅是一种只能用在娱乐场所的语文。
有人说:“销路呢?”搞文化事业,又不是搞限制级影片,谈什么市场,需要?
只要有意义,就要去做,如果有人愿意在财务上支持。
1991年8月18日
《诗人无罪》 南子(新加坡)
进行人口普查时,假如有人在“职业”栏填上“诗人”二字,不是被目为疯子,就是被目为怪物。
“诗人”作为一种职业,肯定不被税务局的官员欢迎。诗人呕心沥血,制造出一首作品,所得不过区区数十元。在生活费日高之今日,诗人能活下去,不沦为乞丐,已是奇迹。
另一方面,诗人不为社会上广大群众所欢迎,诗作难懂,肯定是因素之一。
诗的难懂易懂,已经争论多时,毫不新鲜,笔者不想在这里多谈。我感兴趣的,是诗人的地位。在柏拉图的《理想国》里,诗人被放逐出境;在现代社会,经济挂帅、金钱挂帅、电脑挂帅,只有诗人不帅,且落得灰头灰脸,有如过街老鼠,人人喊打。
其实,诗人也是够可怜的。讲受欢迎的程度,不如电影明星(余光中不如成龙);讲赚钱,不如画家(艾青不如程十发);讲动作潇洒,不如歌星(文恺不如郭富城);讲大腹便便囊中多金,不如商贾(谢清不如洛克菲勒)。反正,人比人,气死人,诗人是输定了。
不过,诗人也有扳回胜局的一面。他们的寄托,便是走进历史。他们希望,在千百年后有人还记得他们的大名。不过,从另一个角度看,人死之后,灰飞烟灭,留个名字干啥?
所以,有人说诗人是傻子,是笨蛋,是蠢人,但还没有人把诗人比喻为毒贩、杀人犯、汉奸、强奸犯。
把诗人作这种不恰当比喻的人,不是神经有问题,就是思想发生“短路”。
总之,诗人还是值得尊敬的。如果他们把写诗的时间去教补习,去健身,去搓麻将,去玩女人,不是更有人生“乐趣”吗?
诗人无罪。你可以不喜欢诗,但不要恨诗人。
1992年12月27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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